天鹅湾杀人事件(17)
她心情好了些,我爸也不再整天整天不说话了。
我们把柏林的照片摆在客厅,摆在卧室,摆在书房,摆在一切我们能看到的地方。
不管他生前做了什么,但至少还是我们最爱的家人。
江洛的精神状态也好了点,不过还是几乎不怎么吃东西,瘦得就剩下一副骨架。
现在的李江洛跟以前照片上的那个他简直判若两人,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还在想这个人跟柏林形容的完全不一样,那时觉得失望,如今觉得心疼。
他本不该是这样的,一切都是因为柏林的去世。
其实我也没好到哪里去,只不过,我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撑着这个家,一旦我也沉沦了,我们家就真的完了。
到了一年的末尾,没几天就是圣诞节了。
柏林也离开我们快两个月了。
我们对此都不再过多提起,只是上次下大雪的时候我妈说等来年开春去选个好一点的墓地,让我弟弟安息。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处,外面白茫茫的一片,不知道她的眼神聚焦在哪里。
我握住她的肩膀,搂着她,听见了她的一声叹息。
其实好几个晚上我加班回来都能听见她跟我爸房间里传来啜泣声,我不敢推门进去,只能靠在门口听着,然后一起难过着。
最近我正计划着跨年的时候带家人出去走走,去个游客比较少的地方,让他们散散心。
总是这样闷在家里,永远都走不出痛苦。
不过在出去旅行之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又一次打越洋电话咨询了那个朋友如何调理肠胃,江洛一直严重厌食,这让我非常不安。
我苦口婆心地劝了好几次,他终于答应去做个胃部检查,不过说什么也不让我跟着。
大概是操心成习惯,以前柏林做什么我也都不放心,如今对待江洛跟对待柏林的方式如出一辙。
他去检查,我偷偷地跟着。
鬼鬼祟祟的,像是个见不得光的地下分子,我觉得自己有些好笑。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根本就没去检查,到了医院坐在休息的椅子上发呆,连挂号都没去。
我拿他没办法,又不能不管,只好露面。
“江洛。”我走过去,他显然吓了一跳。
“哥。”他现在已经不再客气地管我叫“柏川哥”,而是简单的这一个字,对我们来说,都意义非凡。
“学会骗我了。”我站在距离他一米的地方,脸上没有不悦,只是无奈。
他低下了头,像是个犯了错误被逮到的小学生。
我走了两步坐在他身边,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排斥做检查?”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我没事,所以多此一举。”
“你真的觉得你没事吗?”他站在那里,我只能仰着头看他,他太瘦了,身体被衣服罩着,那是他去年的大衣,如今穿着却肥大不堪。
他不再说话,我拉住他的手腕,让他坐下。
“我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想什么,问你你也不说。”我故意表现得有些不高兴,关于这一点,我确实无计可施,“但是江洛,你现在就是我弟,你身体不好,我根本没办法安心工作,你看爸妈,他们都慢慢好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行呢?”
他垂着眼,双手握成拳头搭在腿上。
我摸了摸他脑后的头发,努力笑着说:“你怕什么?怕你要是变回以前的样子我会爱上你?”
“啊?”他吃惊地看向我。
看着他脸颊凹陷嘴唇干裂的样子我心下一沉,拍了拍他的背说:“不开玩笑了,跟我去挂号,估计排队也要排好久,再不赶快去今天可能就白来了。”
他终于听话了,站起来跟着我走。
听话地李江洛让我终于松了口气,他再这么下去,我真怕他哪天就晕倒了。
做好检查,我们等了没多大一会儿就出了结果。
医生给开了些中药,叮嘱一定要按时吃,还要搭配着食物调理。
食物调理的方法清单我朋友之前已经写好发给我了,江洛这种情况还不算特别严重,应该慢慢会好起来。
我们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太阳西斜了,天气不错,冬天难得没有雾霾看得到天原本的颜色。
检查完我心里也踏实了,提着药走在前面,身后跟着不吭声的李江洛。
上了车,他还在发呆,我歪过身子给他系安全带,他又吓了一跳。
“你每天发呆都在想什么?”我随口问道。
他有些慌,支支吾吾地说没什么。
我不再追问,惦记着等会儿路过商场要去买个煮药的锅。
“哥。”李江洛突然开口,声音非常小。
“怎么了?”
“又给你添麻烦了。”
我没想到他是说这样的话,好心情顿时消去了一半。
“说什么呢?”我看了他一眼,抬手在他面前打了个响指,“你健健康康的就好了,不然万一真有什么事,以后有你受罪的时候。”
他轻轻地“嗯”了一声,摸了摸口袋,掏出了烟:“我能抽根烟吗?”
自从柏林去世开始,我们俩的烟瘾都特别大,有时候一天一人一包都不够。
爸妈回来之后,我们都有意控制了一下,尽量不在他们面前抽烟,怕对他们身体不好。
平时我工作忙,一忙起来有时也没工夫抽烟,但李江洛不一样,他现在没事可做,整天只剩下照顾爸妈和胡思乱想。
之前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当时已经晚上十二点多,竟然看见他坐在阳台抽烟,手边的烟灰缸里已经摞起了小山。
“江洛。”我伸手拿过了他的烟,“我们戒烟吧。”
他愣在那里,看着我把烟丢到后座,半晌说:“好。”
柏林已经走了两个月,时间不长,我们却度日如年。
他带走的是我们的思念和李江洛的爱情,但我们还活着,并且必须好好活下去。
或许生活没办法再回到从前的轨迹,因为变故已经发生,我们每个人都被迫驶进了另一条路,那么现在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在新的起点上振作起来,那么多明天等着我们,柏林也一定看着我们。
煮中药是个技术活,当然这是对我来说。
我很会做西餐,当年上学的时候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每天都去西餐厅打工赚生活费。
我可以做一大桌牛排、意面、沙拉和甜点,也可以做简单的中式炒饭,就像之前给李江洛做过的那种一样。
但熬中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得不行。
我买了专门熬中药的砂锅,第一次的时候我亲自去熬,结果把中药给敖干了,只能全都倒掉。
我妈看着骂我浪费,从那之后,给江洛熬药就成了她的工作。
江洛总是特别不好意思,慌慌张张地跑到厨房来要自己做,每次都被我妈赶出去。
我在一边看着,有些欣慰,我们的日子终于好起来了。
眼看着要到圣诞节,如果是在国外,现在肯定已经大街小巷都是圣诞的氛围,不过在国内,这种气氛淡了很多。
我们家人对这个节日都非常默契地闭口不提,因为几个月前我们曾经跟柏林约好一起在温哥华过圣诞。
他不在了,这个约定成了我们心口的一道疤。
这些日子以来,我的任务就是尽快把工作重心转移过来,我妈的任务就是调理江洛的身体,我爸,很会自娱自乐,在附近的花鸟市场买了很多花,把阳台变成了他的小花园。
两个月,虽然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沉浸在柏林的离世中不能呼吸,但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想要走出来。
我不得不感激上帝,不管怎样,我们没有被打倒。
平安夜,我们各自在自己的房间。
晚上十一点四十多的时候,有人敲我的房门。
我以为是我妈想柏林了,来找我聊天,一打开门却只看到一个被华丽的彩纸包裹着的苹果放在了门口。
它下面还压着一张便条,我弯腰捡起来,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