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24)

　　菲利克趴到桌子上，手指扣着桌沿。他的衬衫被汗浸湿了，紧贴在背上，肩胛骨的线条于是变得很明显。瓦西里的食指顺着他的脊骨摸下去，指甲隔着布料刮过他的皮肤，探到尾骨下方。菲利克深吸了一口气，更用力地抓着桌子边缘，略微弓起腰，瓦西里弯腰吻他的耳朵和后颈，整个人伏在他背上，把菲利克牢牢地压在桌子上。
　　他们用这个姿势做/爱，趴在桌子上，对着半开的窗和砖墙遮不住的一小片夜空。瓦西里把脸埋在菲利克汗湿的头发里，手臂圈着他的腰，把他往后拉，桌角一下一下撞着墙壁。菲利克的喘息越来越急促，最后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呜咽。我想念你，瓦西里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你根本无法想象。
　　他射在菲利克体内，重重地喘着气，在菲利克的肩膀上留下了几乎见血的牙印。菲利克轻声呻吟，扭动起来，想把手伸到腿间。瓦西里制止了他，把他抱起来，推到床上，压在他身上和他接吻，汗淋淋的大腿互相摩擦。瓦西里的手掌裹住菲利克的阴/茎，后者轻声叫起来，像是感到痛苦，紧闭着眼睛，往上挺腰，精/液顺着瓦西里的手指流下来，滴到床单上。
　　单人床不够宽，他们也不再是孩子了，不得不互相紧抱着挤在上面。瓦西里帮菲利克从汗湿的衬衫里挣脱出来，翻过身，让他趴在自己身上，来回抚摸他光裸的背和臀/部，直到两人的呼吸都平息下来为止。瓦西里想说点什么，但又好像没什么能说的。菲利克枕在他的胸口上，温暖而沉重。菲利克总是让他难以呼吸，哪怕两人根本见不到面也一样。
　　“你很紧张。”菲利克说。
　　“我没有。”瓦西里下意识地否认，揉了揉菲利克的后颈，“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菲利克支起上半身，看着瓦西里，什么都没有说，凑过来吻他，颧骨，鼻尖，然后才是嘴唇。“不为什么，只是说说而已。”年轻的克格勃最后啄了一下瓦西里的嘴角，爬起来，“我该走了。”
　　瓦西里坐起来，靠在枕头上，看着菲利克穿衣服。菲利克没有再看他，擦干净自己，一颗颗扣好衬衫纽扣，打领带，把西装外套穿回去。
　　“菲利克。”
　　对方看向他，等他说下去。
　　“这是最后一次，对吗？”
　　“对。”菲利克简短地回答，移开目光，把外套纽扣也扣上了，“再见，瓦西里。”
　　这当然不是最后一次。只过了四十八小时，他们又在同一个房间里见面了。菲利克提着公文包，借口来核对数据，一直“核对”到凌晨才离开。他关门的声音很轻，但瓦西里还是惊醒了，在原处躺了一会，打开台灯，爬起来检查藏在衣柜里的报告和笔记，确认没有被翻弄过的痕迹，才松了口气，回到床上，不由得觉得有些内疚。都是反间处的错，他变得太多疑了，况且菲利克是无辜的，他不该这样神经兮兮地提防他的小老鼠。
　　瓦西里·安德罗索夫按计划离开巴黎那天，大使馆派了一位司机送他去机场，就只有司机，没有其他人。司机是本地人，几乎一点俄语都不会说，在彻底沉默中把瓦西里送到候机楼外面。
　　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克格勃已经在等他了，又开着一辆伏尔加轿车。瓦西里叹了口气，向那辆阴郁的灰色汽车走去。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他就会坐在捷尔任斯基广场11号的隔音会议室里，报告巴黎的情况。他已经想好要说什么了，他会用上积极的口吻，夸赞外派人员的辛劳，挑出几个无关紧要的小毛病，增加可信度，接着循例分析“严峻的形势”，但不要担心，我们在“外面”的朋友正在增加。最后他会得出结论：我们在巴黎的人始终忠诚可靠。
　　——
　　那是一场从开始就注定失败的调查，但瓦西里还要等上好几年才会明白这一点。这不是他个人的疏漏，甚至和菲利克无关。瓦西里确实已经隐隐猜出了拼图的轮廓，但在1975年，他手上只有零星几块碎片，互相相隔很远，似乎毫无关联，还不能凑成有效的线索。
　　在东柏林，时间已经接近晚上七点。又有人敲响了安德罗索夫上尉办公室的门，这次没等他回应就开了门，一个穿着斯塔西制服的年轻人满头大汗地站在那里，脸色煞白，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紧张。瓦西里站起来，心里出奇地平静。
　　“上尉。”
　　“慢慢说，直接讲最重要的。”
　　“墙开了。”
　　“什么意思？什么叫开了？”
　　“边界被迫开放了，柏林墙所有检查站都开放了，人太多了，守卫们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不明白新闻发布会为什么会那样说，沙博夫斯基同志说立即生效（*注1）——”
　　“什么立即生效？”
　　“沙博夫斯基同志刚刚对媒体说，东西德边境立即开放。我们拿到的稿子不是这样的，我不明白……”
　　瓦西里已经没有在听了，重重地坐了回去，盯着被木板封上的窗户。那个斯塔西还在说话，像个吓坏了的孩子，“上尉？我们怎么办，上尉？莫斯科会救我们吗？现在算是怎样？我们要做什么？”
　　他不知道，全无头绪。瓦西里沉默地绕过办公桌，粗暴地把斯塔西推到一边。这层楼只有一个房间有电视机，第十司的战情室。瓦西里闯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人了，一张张灰暗沮丧的脸，都对着电视，西德电视台正在直播柏林墙，人群涌过查理检查站，像潮水一般泻入西柏林。西德人也都赶来了，等在路边，为这些终于逃出牢笼的鸟儿递上啤酒和香槟。陌生的人们拥抱，歌唱，大笑，很快就分不清谁是西德人，谁是东德人了。
　　瓦西里看不下去了，回到走廊上，漫无目的地在楼梯上走了几步，坐了下来，靠着冷冰冰的铁栏杆。莫斯科肯定也在密切关注他刚才看到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会不会被狂怒的总部当成替罪羊当众吊死。这个地方对他来说还安全吗？是不是该把制服和肩章扔掉？
　　这一阵恐慌很快就过去了。瓦西里深呼吸了两次，重新拉住了情绪的缰绳。他从不轻易害怕，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惊慌没有用，不能帮他活下来。他又感觉到了外套内袋里的那封信，因为坐姿的缘故，信封边角刚好戳到胸口。瓦西里把信掏出来，草草撕开，现在已经没什么所谓了，菲利克的信不可能把事态变得更糟，毕竟，柏林已经完了。
　　注1：
　　11月9日晚，东德召开发布会，原本是要宣布边境次日开放，允许东德人前往西德，但发言稿几小时前才刚修改完毕，发言人君特·沙博夫斯基并不知道新法规什么时候实施，根据措辞推测是当天实施，于是就这么公布了，导致当晚大量东德居民涌往检查站，边防军完全被淹没，紧张之下彻底打开了所有检查站，柏林墙自此再无意义，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逐渐被拆除。


第22章
　　“瓦西里。”彼得说，好像在祷告，“他叫瓦西里。”
　　“英雄的名字。”布兰登靠在沙发上，腿搭上茶几，“姓什么？”
　　彼得脱下外套，挂到衣帽架上，没有回答。他走到落地窗边，凑近玻璃去看小院子里蓬乱然而生机勃勃的植物。他很喜欢这个小房间，这是布兰登专门挑来和他碰头的安全地点，在一家卖画材的小店后面，离使馆走路十二分钟，从他的住处过来则需要十九分钟，走快点就是十七分钟。院子对面是一个三层楼的剧场，要是被人跟踪了，他还能迅速从植物之间穿过去，躲进剧院，假装自己一直在里面看午场话剧。每次来见布兰登，菲利克的口袋里都塞着戏票。
　　这个房间陈设简单，不过还留着上一个住户的不少物品，以至于彼得每次走进来都有种误闯私宅的难为情。长沙发靠窗的那一端凹陷下去，抱枕套明显是手工缝制的，也许上一位住客是个热爱刺绣的老太太。小厨房里挂着明黄色的烤箱手套和绣着野兔的棕色茶巾。布兰登总是给他准备茶和巧克力饼干，好像彼得不是双面间谍，而是出去踢了一下午足球的麻烦小孩。今天也不例外。
　　“你们没有白兰地吗？”
　　“我以为你不喝酒。”
　　“不介意在茶里加一点。”
　　“下次我会带一瓶过来的。”
　　“谢谢。”
　　“你的瓦西里。”布兰登拍了拍坐垫，邀请他坐下，但彼得留在窗边没动，只是转过身，背靠着墙壁，“你有两天晚上都去见他，为什么？”
　　“有什么必要派人跟踪我？”
　　“我们跟踪所有苏联外交人员，如果只放过你一个就太可疑了。”
　　“我和他以前认识，只是去叙旧。”
　　布兰登发出若有所思的声音，从盘子里拿了一块巧克力饼干，咔嚓有声地吃起来，“你们是情人吗？”
　　彼得又不说话了。
　　“放松点，新来的男孩，我不是法官，我不判罪。我是你的情报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会尽量从我身上榨取情报。”
　　“意味着我会保护你，小鸟，我会一直站在你这一边。”布兰登又拿了一块饼干，抠出上面的巧克力小块，放进嘴里，像在吃糖果，“如果你们是情人，这很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点。军情六处拿到的资料说，这位瓦西里是‘防务顾问’，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在克格勃里担任什么职位？”
　　“我不会出卖另一个克格勃，这是我一开始就提的条件，别忘了。”彼得冷冰冰地回答，“而且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接受审问的。”
　　“不，当然不是，对不起，职业病。”布兰登把光秃秃的饼干放到茶碟上，侧过身，对着彼得，脸上全是难以判定真假的歉疚，没有人能对这样一张脸生气。这英国人的表演未免过于出色，菲利克时常为此感到紧张，担心自己在看不见的木偶线里缠得太紧。布兰登倒掉冷了的茶，从裹着毛线保温套的茶壶里倒出热的，“我今天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因为你提供给军情六处的信息，我们成功挽救了一条无辜的性命，你原本要‘处理’的目标，现在已经在比利时安顿下来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正在来欧洲的路上。我的上司让我向你表示感激，这完全是你的功劳，亲爱的菲利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