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28)

　　这件事没过去几天，菲利克像个英雄一样回到莫斯科，象征性地向专门召集的委员会做了报告，带着全新的少尉军衔返回巴黎。瓦西里甚至没来得及见到他。菲利克现在是特勤处熠熠发光的一颗新星，看起来势不可挡，再过两三年，应该就能当上巴黎的常驻特工，有人甚至断定他有朝一日会坐上科里亚叔叔的位置。瓦西里终于说服自己打消疑惑，从经验看来，叛徒只有两种，收钱办事的，和管不住下半身被勒索的。他的小老鼠不是这种人，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是。
　　——
　　所以，为什么？
　　瓦西里只剩下这一个问题想问。就在他翻过斯塔西总部插着碎玻璃的围墙时，这个问题熊熊燃烧，就像怀揣着一个无法浇灭的火把。为什么背叛我？哪里出错了？有什么是他和苏联不能提供的？菲利克竟然好意思在信里提到爱，爱还在吗？爱曾经存在过吗？在别的地方，爱可能是歌谣、阳光和雨露，但在克格勃的世界里，爱是弱点，是疾病，是众多操纵手段中的一种。
　　玻璃划伤了右手掌，血一下子涌出来，没时间处理了。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从围墙另一边传来，是的，他就指望斯塔西会开车来追，这群不学无术的白痴。瓦西里跳进巷子里，向人潮涌动的大街跑去。轮胎摩擦地面的噪音传来，一辆黑色轿车挤进小巷，全速向他冲来，瓦西里一头撞进游行队伍里，粗暴地推开那些吃了一惊的男男女女。车猛地停住了，徒劳无功地按了几下喇叭，两个斯塔西钻了出来，身上的制服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刽子手！”，引起了此起彼伏的响应。那两人吓住了，其中一个朝天开了一枪，人们停了一下，继续向他们包围过去。
　　瓦西里没有再看下去，挤出人群，钻进马路对面的横街，所有店都关着，楼上公寓的窗户也都漆黑一片。他停下来辨认了一下方位，向火车站的方向跑去。转过街角的时候迎面走来了几个东德警察，瓦西里快步躲进一个门洞里，背紧贴着上了锁的大门，不过那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似乎也急着躲起来，根本没有留意到他。瓦西里对着砖墙深吸了一口气，逃跑激发的肾上腺素退去了一点，十一月的寒意刺穿外套渗进来，他拉上拉链，竖起衣领，探出头去，确认街上没有人了，才继续上路。
　　血还在滴滴答答地顺着手指淌下来，他边走边按紧伤口。火车站前的检查哨已经没有人了，形同虚设，一顶边防军制服帽丢在地上，看上去很不现实。奇迹般地，火车还在运行，月台上挤满了要到西方去的人，再也没有人查验护照了，满地都是东德身份证的碎片，三个海关工作人员靠墙坐在地上，轮流抽同一支烟，眼神呆滞。
　　瓦西里快要走到站台的时候，一个戴着黑色渔夫帽的男人扔掉烟头，突然向他扑来，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多年前的训练被触发了，瓦西里用后脑勺撞袭击者的鼻子，挣脱开来，用手肘猛击对方的脸。戴渔夫帽的男人后退了一步，但没有倒下，拳头击中了瓦西里的肋骨。他倒抽了一口气，侧身躲过了下一拳，用力踹袭击者的膝盖，那人痛叫了一声，总算倒在地上。
　　这不是唯一一个穿便衣的斯塔西，至少还有两个人从车站的不同角落里冲出来，想截断通往站台的路，幸运的是瓦西里比他们都靠近月台，径直跑向即将开出的火车，这不是他原本想上的那班，但他的选择不多了。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瓦西里想也不想就一拳招呼过去，甚至没有停下来看是谁。瓦西里在门关上前的最后一刻跳上去，火车发出叹气般的嘶嘶声，颤动了一下，开始缓缓移动。
　　至少五个乘客和列车员在瞪着他，列车员盯着他流血的手看了半天，怜悯地摇摇头，把他当成了趁乱逃出东德的可怜难民，没有问他要票和身份证明，走开了。瓦西里靠在车门上喘气，肋骨随着每一次呼吸隐隐作痛，后脑勺也是。他整理了衣服，到餐车偷了一瓶伏特加和一块餐巾，走进逼仄的洗手间，锁上门，先喝了两口，再用烈酒冲洗伤口，草草包扎起来。继续喝酒，直到双手停止发抖为止。
　　火车在夜色中向南驶去。


第25章
　　1979年，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的那一年，彼得生平第一次跨过了英吉利海峡，到伦敦去履行新的职务。这位二十七岁的克格勃少尉算是从巴黎平移过来的，头衔仍然是副站长，不过他拥有一项别的副站长不会有的特权：一条直达科里亚叔叔的电话线。不久前那场抓捕内奸的丑闻过去之后，伦敦站站长尼基塔·尼古拉耶维奇·里耶夫名义上仍然指挥着这艘深入敌方水域的小船，但实际掌舵的人已经换成了彼得，所有人都明白，所有人都同时假装不明白。
　　尼基塔·里耶夫亲自在使馆迎接彼得，甚至办了一个小小的酒会，有伏特加和抹在咸饼干上的鱼子酱。不过对彼得来说，真正的庆祝活动是十五天之后才来的。军情六处在湾水街为他安排了另一间安全屋，藏在一排普通住宅里，通过楼梯和一家小小的咖啡馆相连接。彼得现在掌握着情报站外勤的排班表，能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创造安全的空档。路线和指示藏在一个皱巴巴的糖果纸袋里，纸袋提前十二小时丢进某个有特定标记花圃里，彼得在回家路上假装捡钥匙，拿走了小纸袋，按指示找到了咖啡馆和楼上毫不起眼的小公寓。布兰登肯定一直在窗边看着，因为彼得还没来得及按铃，他就打开了门，把苏联朋友接进去。情报官和线人这次的拥抱带着真正的热情，两人都笑着，互相拍对方的后背。
　　在场的还有军情六处苏联办公室的两位成员，一位是负责设计暗号和保障通讯的分析员理查·米尔顿，从马赛开始就跟进“信风”，因为不善言辞，每次和彼得眼神相交就紧张地捏自己的手。另一位是布兰登的上司，卡罗琳·罗克韦尔，这位女士给彼得的感觉就像换了一个性别的科里亚叔叔，犹如一只瘦削的、戴着眼镜的谷仓猫头鹰，散发着一种奇妙的、介乎于军官和博物馆长之间的威严。彼得一直都知道这两个人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布兰登说话总是倾向于用“我们”而不是单数的“我”，但这是四个人首次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罗克韦尔和彼得握了手，给他看今天特意带来的两份礼物，第一份是军情六处赠与彼得的勋章，第二份是封手写的短笺，来自彼得本该在巴黎杀死的那个未具名的目标，感谢彼得为“和平”作出的努力。这两份礼物当然都不能带走，罗克韦尔给彼得一分钟看完那封短短的信，收回来，当场烧掉了。
　　直到这时候，彼得才第一次从布兰登口中听到了事情的全貌。那个差点酿成灾难的前军情六处雇员，反间司给他的代号是“海藻”，不为什么，随机分配的。“海藻”四十三岁，到今年三月份就为军情六处服务二十年了，不出色，但也不出错。有酗酒的习惯，但这没有引起注意，要是嗜好酒精构成问题，那军情六处负责对外情报的一半人都要被开除。赌博的习惯是他二十多岁时就有的。“海藻”从未结婚，但有一个若即若离的意大利情人。
　　“是情人的问题吗？”彼得问。
　　也不完全是。“海藻”和他的意大利甜心去了一趟索伦托，也就是情/妇的家乡，从反间司取得的账单看来，他们在一家海滨旅馆住了五晚，然后买了从索伦托去罗马的火车票，再从罗马返回伦敦。没有人知道“海藻”在意大利干了什么，他回来之后典当了外祖母留下的一条项链，接着又零零碎碎卖掉了好些父母留下的家具、初版书和珠宝。布兰登的推论是，“海藻”在意大利赌输了一大笔钱，急着偿还，在卖掉了自己能卖的东西之后，就打起了情报的主意，克格勃出了名付钱爽快。克格勃伦敦站站长的住处随时都有人监视，“海藻”留了个心眼，趁监视人员交班的时候去敲门，但他没考虑到出来的时候，反间司的人已经回到车里盯梢了。布兰登本来想立即逮捕他，但罗克韦尔不同意，担心引起克格勃的警觉。
　　“所以我们让他安静下来了。”布兰登说，从盘子里拿了一小块葡萄干蛋糕。
　　在他们这一行里，“安静下来”只有一个意思。彼得点点头，“能查出‘海藻’跟里耶夫站长说了什么吗？”
　　“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我们想需要你从里面听听有没有什么动静，新指令，异常的人员调动之类。”
　　“我会留意的。”
　　彼得等了一个多月才有机会“留意”。情报站的文件和档案并不存放在使馆的档案室里，而是用一个专门的保险箱储存，定期销毁，需要保留的就放在外交包裹里发回莫斯科。彼得在这些函件往来记录里发现伦敦站曾经给总部寄过录音带，就在“海藻”接触里耶夫站长之后两周，不过接下来都再没有寄出过文件，证明“海藻”偷出来的东西，终究没有落到克格勃手里。
　　彼得担心录音里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但情报站没有保留录音带的副本，他也不可能直接去问里耶夫，只能暂时搁置。上次见面过后，军情六处让彼得“冷却”了半年，停止和他接触，也禁止彼得联络情报官。因为离上次大张旗鼓地抓捕内奸才过去不久，如果又有文件外泄，莫斯科很可能会放出猎狗，现在彼得最不需要的就是把瓦西里引到这里来。
　　从表面上看，伦敦站一切恢复正常。军情六处停止抓捕在英活动的苏联间谍，制造出失去信息来源的假象。使馆里也没有人谈起那个译码员，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一样，尽管他的个人物品还放在原先的办公桌上，无人收拾。彼得安静地潜伏在那里，观察着每一个人，把他们逐一放进大使馆和情报站的权力关系图谱里。他跟司机、电工和负责打扫的牙买加移民都很熟络，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得知大使和站长的去向。假如有神秘的莫斯科访客从天而降，彼得也会从爱抱怨的司机那里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