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皇帝偷看心声日志后(230)

　　所以，也就无怪乎当时的内阁被称为“赔款内阁”了。农税地税商税都各有开支，只有赔款的收入是意外之财，完全受皇帝与内阁的支配。钱在哪里，权力也就在哪里，随着中枢变法派直接掌握的财政份额迅速扩张，皇帝及内阁的权力也在迅速扩张，最终臻至大安一朝难以想象的巅峰。
　　当然，这里的“权力”并不是指诡诈权谋中所谓谋划人心的权术。如果论君主专制中如何生杀予夺放纵欲望，那大安的历代皇帝都是相当精通的；但封建时代的吊诡就在这里——皇权如果想杀人整人，那基本是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但如果皇权真正想办事，却立刻就是举步维艰，往往一件也办不成。
　　关于这一点，大安历朝皇帝（尤其是摆宗），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
　　作为大安历朝皇帝之一，飞玄真君面无表情的哼了一声。曾经雄心万丈，如今瘫在床上，真君与朝野百官纠缠如此之久，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在真君还很有人样的时候，他也不是没有尝试过积极有为的举止。但一切的努力与心血终究都在朝廷这架油腻老旧滑不溜丢的国家机器中消磨为了乌有；于是雄心磨损殆尽，成了现在这幅模样。而今听来，不能不有所触动。
　　不过，这触动一闪而过，真正令皇帝迷惑的却是最后一句话：
　　“摆宗”？到底是哪个脑壳进了水的不肖子孙，居然给先帝上这种奇葩庙号？
　　【
　　但在甲寅变法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甲寅变法的主持者有什么独特的人格魅力。实际上，除了张、海等寥寥数人之外，穆祺闫东楼等在当时士人中的风评都相当之不咋地（想想他们在野史中的作风，你恐怕也很难期待有什么好评）。事实也证明，贯彻政策依靠的不是人格魅力，而是钱。
　　自甲寅变法第三年之后，因为赔款收入暴增，海路畅通后粮食充足，内阁免去了九边及陕甘百分之五十的税赋、宽免了江南各省上缴漕粮的义务，为云贵驻扎的军户补发了积欠十余年的税负；自第五年开始，朝廷则进入了后世称之为“败家子财政”的阶段：该年各省上缴税负一共一千七百五十二万两有余，朝廷拨给各地的投资俸禄及各赈灾款项则高达两千九百万两；国库超支一千一百万两有余，全部靠赔款与海贸调配。到第九年后，事情则进入到匪夷所思的阶段——各省的财政百分七十以上都依靠着中央拨款，自己的税收居然还不足三成！
　　至此，“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于形成了：历朝历代都是地方供养中央，现在一转攻势，居然变成了中央供养地方；往常地方掌握财源，还有能力与中央博弈一二，现在中枢朝廷握着所有省份的输血管，谁还能抵御内阁的意志？
　　政治就是财政，财政就是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掌握了钱袋子就掌握了一切。当中央财源空前膨胀之后，内阁的意志便不再受任何掣肘。至此，由商鞅秦始皇至大安高祖朱重八以降，两千年来中央集权主义者最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降临了——没有地域之分，没有门户之见，中枢可以随心所欲调配一切资源，借助大一统的制度发挥出无可思议的优势；合六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天下还有谁是中土的对手？
　　也正因为如此，甲寅变法才被称为中华近代化的开端、新时代隐约的回响；宋元之后皇权不下县，封建时代封闭而又保守，朝廷的政策有十成力度，落到实际或许只有一二成；而在打通了中央到地方的脉络之后，内阁用尽浑身解数，却可以勉强将中央的意志落实三到四成——不要小看这区区一二成的进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中原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恰恰是因为每次变革中这一二成的优势。
　　执行度的提升会优化整个系统运转速度，而不仅仅局限于财政一隅；实际上，当变法全面铺开之后，新制度的嫩芽就已经露出了苗头……
　　】
　　【以下涉及历史敏感内容，不适宜播放】
　　真君砸了砸嘴，颇为不耐的划了一划，却见那大红字号的提醒依然顽固悬在空中，丝毫没有消失的意思，不觉大为扫兴。也不知道这天书是什么个标准，莫名其妙总会屏蔽一些所谓的“敏感内容”，拒不播放，无论如何费力，亦毫无作用。
　　——有什么是他飞玄真君万寿帝君都不能看的呢？未免也太过见外了！
　　所幸四面趴了一地，没有人敢抬头窥伺圣意；所以皇帝可以尽情的显摆脸色，发泄被隐瞒的不快。
　　当然，这不快也只是一闪而过。作为一个即将有钱有权且永垂不朽的皇帝，真君保持了充分的大度。不会在乎这一点小小的敏感内容。他哗啦啦向下翻了好几页，终于看到了没有屏蔽的内容
　　【……近代化的要义之一，就是打破各地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而在甲寅变法中，这艰难的进程被以某种古怪的形式达成了——自然经济当然抗拒外力，却绝对拒绝不了白花花的银子；封建制度下地方势力保守顽固，牢牢把握着当地一切财源；但再怎么样金山银山的财源，能比得上中央上百万两银子的拨款？
　　若有阻力，白银横扫；阻力加大，白银加多。甲寅变法所有的思路，不过如此。
　　所以，历史真是诡异得无法言说。从大安高祖朱重八以来，历代名臣夙兴夜寐，穷尽手腕与地方势力争夺权威；而最终这持续数百年的央地矛盾，竟尔在甲寅之后迎刃而解，再不值一提。而这样光辉宏伟的功业，并非是出自于政治的清明或者人性的蜕变，而纯粹只是因为钱——甲寅变法中的官场同样是因袭数百年贪污腐化的官场，但朝廷灌下来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多得是大水漫灌汹涌澎湃，多得超乎了想象超乎了经验，乃至于朝野官吏上下其手之后，居然都还能留下足够的钱给可靠的人办实事。
　　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仅此而已。
　　当然，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政客都能看出这种模式下巨大的隐患：变法的成功纯粹依赖着超乎想象的巨大现金流；一旦现金流稍有阻遏，变法都会立刻遭遇挫折。所以，在变法派整出白银横扫战术之后，保守派虽然大受打压，但心中仍然存有极大的希望。他们在私下里称变法派为“桑弘羊”，皇帝为“汉武”，认为此竭泽而渔的招数绝不长久；只要财政断绝，就是翻盘的良机。
　　应该说，这个推测其实是相当有道理的。在变法派穷凶极恶的花钱效率下，东瀛不到九年就被刮了精光，“活像榨汁后的烂橙子”（出自英吉利银行的精妙比喻）；五年破家九年亡国，速度之快超乎常理，绝非正常体制可以承受——但问题是，世界上难道只有一个橙子吗？
　　没错，这就是变法渐入佳境之后，内阁开始四处出击的根本原因。东瀛榨干了要换西班牙，西班牙榨干了要换荷兰，荷兰榨干了要换法兰西。必须以闫东楼开发出的全新技术不断榨汁不断吸取，要抽取到足够多足够丰美的汁液，才能供应内阁挥霍无度的变法政策。
　　这种吸取甚至并不是有意识的。穆祺曾经在多个场合为朝廷辩解，称自己及自己的同僚“一向爱好和平”、“无意战事”，每次都会引来乐不可支的哄堂大笑，甚至诞生了俗语“穆祺许诺的和平”；但从当时内阁的档案看，穆祺的辩词其实并不是完全虚妄。如果说中倭、中葡之战都明确的受到了国家意志的影响，那中西吕宋之战等就基本没有内阁指使，纯粹是因为商人争夺市场，各自购入武器火拼，将事情闹大了之后才捅到了内阁。面对这样的自行其是，内阁当然大为不满，一开始甚至是严词拒绝，试图保持距离；直到事态持续发展，才不得不接下了这个盘。
　　至于内阁为什么非得接盘嘛……这么说吧，吕宋之战涉及的那批货物里，有当时的皇帝及司礼监掌印合计八百三十万两的投资，要是内阁不下场翻盘，皇宫今年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所以你说有办法吗？其实就是没有办法。穆祺可能是热爱和平的，内阁可能也是热爱和平的。但变法走到了后期，已经是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利润，皇帝太监及显要官员在沿海工厂里数百万两上千万两的投资。谁能对这样的力量说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