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皇帝偷看心声日志后(241)
显然，作为贴近皇权而实时沐浴圣恩的近臣，内阁中所有人都能清楚明白的领会到真君的意图——卧病在床憔悴支离之时，居然都还念念不忘于剥夺礼部的权限统合料理泰西事务的机构；那请问，这个千辛万苦乃至于逾越了以往一切惯例的新机构组建之后，难道只会满足于行礼如仪的废话么？
就以真君召见大臣时的阴阳怪气，你总不能说他是亲西方派吧？
话赶话说到了这里，再做掩饰也没有意思了。闫阁老沉默片刻只能叹一口气：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这也是自然之事，不足为奇。”
的确是不足为奇，甚至可以说完全在意料之内。当你拥有了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当然看到谁都想赏个两巴掌，最好连仇人家的鸡蛋都得摇散黄。孝武皇帝早年也是很小心很谨慎的，处理对外关系非常细致；但在掌握了卫青霍去病确认自己的骑兵所向披靡之后，那立刻就是沧海之水浪打浪，一次更比一次浪；匈奴大宛龟滋朝鲜西南夷，没有一个不曾领受武皇帝感人肺腑的大恩大德。更不必说，当今圣上掌握的武器还比昔日之孝武更多且更为更牢靠，还绝没有英年早逝打乱战略布局的风险——这样巨大的优势，你怎么能让老登忍住不浪呢？
自古以来，中原的皇帝基本就只有两个状态，要么是国力倾颓下封闭自守，不能不龟缩在一亩三分地里当螺丝壳中的天朝上国；要么就是兵力强盛雄心勃勃，执敲扑以鞭笞天下，要当全世界所有大小方国的亲爹——当然，后一个目的往往太过于宏伟，所以大部分明君也只能是尽力而行，所谓不忘乎本心，能当多大的爹就当多大的爹而已；但现在就不同了，在看过了一系列战报及火箭的生产数据后，内阁中的几位已经隐隐有了某种共识：以如今即将武装的火力看，飞玄真君搞不好是真能宣了全世界的！
……对于安稳了几十年的重臣来说，这其实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所以大家都默然了。
大概是见在场气氛实在过于凝固，还是长袖善舞的许阁老出声安慰了一句：
“李兄何必如此杞忧！以圣上的口谕，所谓筹办泰西事务的衙门，不过也只是临时的安排而已，将来自然另有安排。”
“临时的衙门。”李句容摇一摇头：“少湖何必自欺呢？按皇上的意思，日后征战什么西班牙、葡萄牙的事务，多半就由这个衙门统领了。几位应该知道，这样的衙门，是将来能轻易裁撤的吗？”
——当然不能啦！
他这话一出来，其他几位阁老犹可，倒是缀在后面默不作声的世子忽然抬头，不觉多看了李阁老一眼，神色颇为古怪：
临时设置、统合军务、由皇帝亲信的大臣组成，只向皇权负责——这不就是军机处吗？
只能说古往今来所有皇帝试图集权的手腕都相差无几，读历史读多了总会有莫名其妙的即视感，也不知道谁该向谁付版权费。但以过往的经验来看，这种名义上只是“临时”的机构往往一临时就会临时个几百年，直到将正式的六部彻底架空，把军权财权侵夺干净为止——这个趋势往往是不可阻遏的。
都是千年的老狐狸，即使没有军机处的经验作为提示，大家也知道飞玄真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李句容叹了口气：
“其实衙门不衙门也没有什么，但兵锋骤起，总是叫人惶恐……”
他回头看了一眼穆氏，随即微笑：
“……当然，有世子的火器在，攻坚克难总是不成问题的。但天下的事情，并不止胜败二字……”
总归是在外人面前，李句容点到为止，没有说出什么“百战百胜而国必危”之类的丧气话。大家点到为止，彼此都能默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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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立等候片刻，小太监们终于将车轿唤了过来。西苑不能骑马，所以众人只有冒雪走出角门，彼此告辞后上轿。
在落下轿门之时，穆祺特意往外看了一会，目光自闫分宜及许少湖的脸上扫过——在大安中枢混上高位的人，多半都能有一张喜怒不形于色的扑克脸；但他到底与几个老登相处了这么久，隐约也能猜出扑克脸下的一点心思：在一番攀谈之后，闫阁老许阁老先前因为内阁膨胀权力扩张的那一点喜悦已经荡然无存了，搞不好也因此生出了什么别样的忧虑。
——【儒家士大夫果然还是不能小觑啊】
穆祺默默注视，心中只隐约回荡着这一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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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不可小觑。如果以职权来看，李句容兼管的户部其实并不会在此次机构调整中受什么冲击，所以犹豫吞吐许久，并不是因为李棉花利益受损后的抱怨，而是出于某种士大夫的直觉，本能所提出的警告。
当然，或许是因为思虑不够充分，又或许是在宫中不能畅所欲言；李句容仅仅只能在言谈中含糊其辞而已。以他数十年磨砺出的政治直觉，可能是真在皇帝躁急刻深的军事动作中嗅出了什么风险，但恐怕至今也没有想明白这个风险具体的所指，仅仅只能以含糊的圣贤经典来指代而已。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先行者必然面对的无知之幕。
但作为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穆祺可是相当明白这场风险的缘由，亦不能不赞叹这种本能的敏锐——李阁老的猜想毫无差错，对于大安朝廷，乃至整个封建皇权而言，大规模的战争的确是很危险的。
——喔，这里并不是说的什么伤亡消耗之类；实际上，在技术革新取得了对敌人的空前优势之后，战争的损耗大大降低，搞不好还能倒赚一笔（有上虞及中倭海战为例），老登说不准就是看到了这个新奇的变故，才陡起雄心，慨然有吞吐宇宙之志。可有的时候吧，最大的风险还真未必是这点小钱。
战争是国家机器最为暴烈的举动之一，战争的规模越大，所动员的人力也就越大；战争的烈度越高，对人力质量的要求也就越高。换言之，一旦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业战争，朝廷就不能不将最底层、最穷困、最无所归依的贫民发动起来，教会他们使用武器、遵守纪律，个别聪明点的搞不好还能认两个字甚至读几本书；然后他们踏上战场，习惯杀戮，见识到整个国家机器最强力也最脆弱的一面，被残酷的现实手把手教会权力的逻辑……
等这批人走下战场，你觉得他们会做什么呢？
过于腐朽而保守的体制是不能搞动员的，因为它根本就控制不住动员出来的力量。先进的制度可以斩断锁链让人再做回人，落后的制度要是斩断了锁链——那从地府里爬出来的奴隶能把它给活吃了。
“倒置干戈，覆以虎皮，示天下不复用兵”，圣人不言兵事，此之谓也。
所以说，作为与封建皇权相终始的意识形态，儒学还是相当之牛皮的。历代先贤苦苦劝诫君王不能擅动干戈，其实也不全是为了所谓儒生文官的利益，多半还是为皇权本身的稳定考虑。这样阴冷的算计当然不好明说，所以只能用各种道德语录乃至天象示警来重重包装；但无论怎么样，有一点却应该是各位儒学名士的共识：
如果真进行了大规模的动员，那搞不好就会放出什么大爹来。
在这一点上，李句容的担忧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目光长远而筹谋深刻，绝非迂腐的道德说辞。要不然也不能在顷刻之间打动老奸巨猾的两位阁老，乃至于引发情绪上难以揣测的波动……在暂时摈弃了权力的迷狂之后，这俩老头的智商再次占领高地；几十年的圣贤书到底没有白读，他们恐怕也意识到了同样的隐忧。
……从这个角度上讲，儒学还真是厉害得不得了的东西，不愧为封建时代最顽固最可靠的栋梁。古圣先贤的智慧奥妙无穷，要是皇帝真能谨慎遵守儒家伦理的训示，克制欲望维护礼制，上行下效矢志不渝，那封建制度搞不好还真会相当之难杀。
但可惜，我们飞玄真君又哪里是这么听话懂事的皇帝呢？
甚而言之，就算是闫分宜许少湖之流饱读诗书的大学士，就算真在同僚的提醒中憧然生悟，回忆起来圣人的训示；那这一点难得激发出来的天良，又能在权力的欲望中维持多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