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位华侨，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学位，家世很好，彬彬有礼，举止大方，他在晚宴时介绍说自己混杂了四分之一美国血统，自小在外国长大，中文说得实在惹人笑话。然而他还是努力的用中文同大家交谈，实在不知如何表达时就转头向阿忆求助。
　　青年拘谨而礼貌，凝神沈忆的眼神却极其专注，他一开口，沈忆就脸红。
　　当晚，莫青荷洗完澡，裹着温热的羽绒被子，蜷缩在沈培楠的怀里，笑道：“佑樟，阿忆长大了。”
　　沈培楠拿着一本厚重的烫金英文书在读，语气冷淡：“小孩子闹着玩，我看那人也不怎么样，不一定长久的了。”
　　“我瞧着那孩子对阿忆挺认真，阿忆也喜欢他……”莫青荷抬头瞟见沈培楠那副明显憋着气却故作无所谓的表情，忽然笑得打跌，“你、你可真像一位第一次知道女儿谈了男朋友的父亲……”
　　沈培楠丢了书来捂他的嘴，两人蒙着被子闹成一团。
　　这是背着人，当着外人的面，他俩倒开始变得一本正经、互相客客气气，男人过了愣头青的年纪，讨人嫌的毛病少了一大半，沈培楠尊重他的人格，连添置一块手表都要事先征求他的意见，莫青荷也不再不管不顾的当着人跟他争一个是非高下，他按旧时的礼数叫他的字——佑樟，扮演了谦恭温和的一位爱人，凡事都不大计较。
　　戏词里的勇将抛盔弃了甲，回归到凡俗生活里，也不过是普通人。
　　沈立松的女儿莉莉曾有一次在爸爸面前说起这两位叔叔，她接受的是纯西式的教育，非常开放，把沈培楠和莫青荷两人形容成脾气温柔的一对伉俪，并且要当做恋爱典范来效仿，沈立松想起多年前杭州初见的情景，觉得女儿是瞎了眼，很有可能要情路坎坷，因此倍感担心。
　　沈忆那时已经小有名气，一边要完成学业，一边要四处奔波演出，有时也拍电影，仅剩的时间还要拿出来谈恋爱，忙的不着家，莫青荷很为他高兴，但也隐隐的觉得有些孤单。
　　那天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天的小雨，莫青荷早早从学校回来，遣走了佣人，盖着一张墨西哥风情的深棕色大毛毯，独自躺在窗边的躺椅上发呆，沈培楠回来的晚，见卧室黑灯瞎火，下人们一个也不在，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慌里慌张的上前探望，走近了却被莫青荷一把拉住。
　　“佑樟，我想家了。”莫青荷白生生的脸映着夜色，“今天我们没有排戏，我和柳初给孩子们讲了一天的故事，讲北京的戏园子，讲豌豆黄、大碗茶和夏天放凉的酸梅汤，孩子们都觉得新鲜，我想带他们、带你回去，想看看现在的北京城。”
　　沈培楠不置可否，用粗糙的手背抚摸他的脸，目光苍凉。
　　“我一生的遗憾在于未曾感化你，也未曾真正用我的信仰将你动摇，而你大概与我一样。我们站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有着同样发自肺腑的热爱，我们半生漂泊异乡，但又好似从未离开。”
　　莫青荷怎么都没有想到，他写在日记里的这番话，在很多很多年后真的应验了，那时他已桃李满天，带着戏曲乐团和曾被他收容过的孩子们——他们中最大的已经年过而立之年，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律师，凭借登在报刊上的一封号召信，从世界各地重聚一堂，跟随莫青荷重回故土，为了一场新编《牡丹亭》的巡演。
　　他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时的心情，自从下了飞机，周遭的一切都好像一场幻梦，他只记得他听到赶来接洽的人员那口熟悉的北京口音，突然涕泪纵横，久久地跪着亲吻脚下的土地，沈培楠站在他身后，身姿笔挺，头发花白，在那一瞬间他仿佛又成了那戎马半生的将军，倔强的抿着唇，眼角却流出一滴泪，流到嘴角，被风吹干了。
　　他们在北京住了十二天，看过了城市街景和川流不息的人群，看过了一座座新建的学校和图书馆，辞谢了公务招待，带着一大群早已成年的孩子聚在一起吃涮肉，在腾腾热气里唱儿时学过的戏腔。与接洽单位辞别时，负责全程陪同的两位年轻小同志帮助大家收拾行李、联系机场，对莫青荷说现在方便了，可以常回国看看，我们欢迎华侨归国。又指着沈忆，说我们也将不遗余力的寻找原野和沈飘萍夫妇的消息，一有线索一定告知。
　　莫青荷笑着答应。
　　临走时看了一场升旗仪式，国旗迎风招展，映着东方的恢弘曙光，一片庄严肃穆，莫青荷带着徒弟们站在广场上，沈培楠没有跟过来，他也没有强求——人越老越固执，他早习惯了他们之间这点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
　　国歌早已演奏完毕，莫青荷仍在发呆，过了很久才回过神，回头一看，只见沈培楠远远的站着，对着那在风中猎猎招展的红旗敬了一个军礼。
　　接着快速地上了车，留给莫青荷一个昭示着无可奉告的背影。
　　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戏装番外卷《筹建戏班子的始末》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