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里一阵嘀咕，不过他过去见过的古怪病属实在不少，歇斯底里的大有人在，面对这么平心静气的古怪请求，他除了自己牢骚几句，面上还是一派如常，只将实况明言告知等候一旁的陆辞。
　　亲耳得知娘亲已然死去后的话后，陆辞微垂眼帘，又很快抬了眼，淡笑着向这大夫轻轻颔首，又添了一两银的赏钱，才让人将他送走。
　　在接下来的几日里，作为陆母膝下独子，陆辞当仁不让地操持起了冶丧之事。
　　小至常着麻布孝服，大至墓地选址，事不分巨细，他皆是亲力亲为，有条不紊地逐一打理，不曾有过半分差错和慌乱。
　　因他又恢复了往常模样，以至于连亲眼目睹他倏然倒下情景的下仆们，都逐渐以为那只是幻梦一场了。
　　陆母虽未明言，但从她自得知自己性命不久、却从未有过置办寿衣，选取墓址的举动，倒是在最后的日子里向陆辞提出要回随州城看看的请求中看，陆辞不难辨出娘亲的真正心思。
　　比起魂归故里，或是在常年居住的密州城下葬，她定是更愿葬在这座曾有过无数美好回忆的随州城里吧。
　　只可惜陆辞的生父死在异乡，尸骨难寻，无法与他合葬一处，注定是一场遗憾了。
　　陆辞并未打算长久地宿在客邸之中，而是去了一趟本地的牙行，很快就赁了一处宽敞院落，足够随行的人员一道住下。
　　对于施以援手的那位店家，他也亲自致谢，再奉上一份周全厚礼。
　　这‘陆郎主’，究竟是什么身份？
　　店家虽如愿得了丰厚的回报，仍对他的来历充满好奇。
　　只是任他好奇得百爪挠心，也愣是不敢开口问这很是和气的俊美郎君。
　　只不由推测，能有这般摄人气度的，不可能只是一般商贾人家的出身，而应是官宦世家子吧。
　　陆辞虽签订了半年的租赁契书，但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却是只字未提；而知晓主家心思的仆从们，也默契地有意对此三缄其口。
　　‘陆辞’这名字也好，籍贯也罢，毕竟不算罕见，哪怕随州城人也不乏听过那‘陆三元’的响亮名头的人，也丝毫未想过要将那位年轻有为、意气风发、也很是遥不可及的朝中大员，与眼前这斯文温和的俊美郎君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的日子里，陆辞并未浮夸地终日以泪洗面，也不曾大肆操办丧事，更未仗着自己身份广发帖子，邀请友人或是当地官员前来。
　　他知晓娘亲并未言明的心意，在购置一副杂木所制的棺木，再将父亲那少得可怜的几件遗物放入其中作为陪葬品，最后选了一处依山傍水，山灵水秀之地进行埋葬，便是如此了。
　　不管是民间好讲究的纸质明器，还是请些僧侣或葬师做功德的迷信风气，或是出殡时的吹拉弹唱、用乐‘娱尸’的做法，他皆是半点未沾。
　　唯一称得上高调的做法，便是在选定埋葬娘亲棺木的那片城郊之地后，他设法接触了其所在的那处庄园的主人，将这庄园买了下来。
　　这庄园规模并不算大，原来的主人家早已迁去别处，只留一些远亲在这暂住，替他打理之余，也一直在物色买家。
　　陆辞给的价钱合适，卖家也极爽快，在连夜赶回随州签了契书后，又去官府落了花押，一式三份，很是顺畅。
　　唯有经手此事的那名小吏，盯着契书上的‘陆辞’花押，有那么一阵的愣神。
　　他半惊半疑地抬起眼来，偷偷瞟了正与卖家闲聊、身着麻布丧衣、披散着右侧长发的这年轻郎君那赏心悦目的侧脸，心里浮现出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测来。
　　……不可能吧。
　　他心不在焉地忙着手底的事，心思却飘到了别处去。
　　……那位陆姓大员，分明是密州人啊，据说回京任职去了，怎么可能来他们这随州？
　　在一切尘埃落定后，陆辞才有闲暇，在这新购置的庄园里处理一些在他眼里，属于较为‘次要’的事：先上书朝廷，请求服丧三年；再去信柳七，再次反复叮嘱，令他务必对还在秦州的狄青等人对此事只字不提；接着对密州城中、对他予以极大关怀和帮助的钟元表达谢意，将近来发生之事简单告知；再象征性地告知了杭州的外祖一家……
　　作者有话要说：　　注释：
　　1.关于客邸对路上病人的照看义务，之前应该列过，但亲们可能忘了，就再列一次。
　　人在旅途，往往孤单无援。为保护旅客安全，宋政府出台了对邸店的管理条例。其中有一条读来特别有温情：“客旅不安，不得起遣。仰立便告报耆壮，唤就近医人看理，限当日内具病状申县照会。如或耆壮于道路间抬舁病人于店中安泊，亦须如法照顾，不管失所，候较损日，同耆壮将领赴县出头，以凭支给钱物与店户、医人等。”意思是说，宋政府规定，旅店如发现住店的客人得病，不得借故赶他离店，而是要告诉当地“耆壮”（民间基层组织的首领），并就近请大夫给他看病，且在当日报告县衙。如果当地人发现路有病人，抬至旅店，旅店也不得拒绝，还是按照程序请医生、报告官府。等病人病情稍轻时，店家便可以同“耆壮”一同到县衙结算，按照所花费的开支报销医药费、饮食费等。
　　这一条例收录在宋人李元弼的《作邑自箴》中。（《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2. 丧礼
　　宋时已讲究薄葬。
　　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厚葬。“丧葬令”规定棺槨内不得安放金宝珠玉，不准用石板作为棺槨和建造墓室。对墓田的面积和坟的高度、石兽和明器的数量等，都一一依照官员的品级进行限制。一般士大夫也提倡薄葬，使薄葬成为风气。仁宗时，翰林学士承旨宋祁撰《治戒》篇授其子，提出他身后应三日敛，三月葬，不为流俗阴阳拘忌；棺用杂木做成，不要将金、铜杂物放在墓内；墓上植五棵柏树，坟高三尺，不要用石翁仲和石兽。一些士大夫建墓，不用砖头，只用石灰和筛土夯实，避免将来被村民发掘而盗取砖头出卖。
　　这里插播一道盗墓的缺德鬼的事：宰相晏殊和张耆死后，都葬在许州阳翟（治今河南禹县），相距数里。有人先盗张耆墓，从中得到金宝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而去。后来盗晏殊墓，所得仅木胎金裹带一条和金数两，明器都是陶制品，颇为失望，遂用刀斧劈碎遗骨。这件事使有些人以为张耆因“厚葬完躯”，而晏殊因“薄葬碎骨”，是“俭葬之害”。
　　3. 纸钱
　　宋朝民间在丧葬和祭祀仪式上已普遍使用纸钱和纸制明器。北宋初，在福州的东岳行宫，人们都用纸钱去祭神祈福。当时人描写，纸钱数量之多好似“飞雪”，最后把纸钱焚烧掉。
　　4. 关于土葬和火葬
　　土葬和火葬是当时两种主要的葬法。从宋初开始，火葬逐渐流行。太祖建国伊始，曾下诏“禁民以火葬”，但收效不大。河东路百姓因为“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一般士大夫到外地做官，病死任上，子孙火焚其柩，收集骨殖带回故里安葬。朝廷规定军人出戍，死后允许火葬，将骨灰运回。又规定郊坛三里以外，“方得烧人”。二程认为国家对火葬实际上是“明立条贯，原不为禁”。所以，民间把火葬看成合乎礼法，“虽孝子慈孙，亦不以为异”。火葬具有省地和省钱的优点，加上朝廷允许一般百姓这样安葬，因此，到南渡后，更加盛行。
　　不过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接受火葬（只有少数士大夫赞同火葬）。一位宋代士大夫对火葬的习俗感到不可理解：“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播爇而捐弃之，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认为火葬是对死者的不敬。所以他建议，“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我对宋代政府与部分士大夫意欲禁止火葬的做法，并不支持，南宋时也有人反对火葬禁令，如写《吹剑录》的俞文豹便质疑火葬之禁：“今京城内外，物故者日以百计。若非火化，何所葬埋？”
　　事实上，宋朝政府对火葬的禁令也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民间火葬之风，可谓屡禁不止。所以南宋初又有官员提出：“既葬理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并建议“除豪富氏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共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此建议得到宋高宗的批准。这是宋政府对火葬的让步，允许一部分人选择何种葬礼，听其自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