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七又是猛一拍桌面，大喊道：“别的你再厚此薄彼，只顾青弟，愚兄长你那么些岁数，自不会计较。但此次远航，你却必须将愚兄也带上！”
　　陆辞：“……”
　　作者有话要说：
　　下一章是朋友聚会，以及对柳七多年未出场的老婆做一点交代！
　　航海的结果不会在番外一里，而会在番外二的后世论坛体里出现。
　　注释：
　　关于大宋的航海巨船 （《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第四章 ，商业 - 清明上河船，作者吴钩）：
　　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南宋末的“福船”型海船，船体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估计载重200吨上下，排水量可达600吨。展出后渚宋船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曾经介绍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木帆船”。
　　不过这一纪录很快被打破。2007年12月，南宋沉船“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800年前，这艘商船满载瓷器、丝绸等商货，从泉州港出发，驶往东南亚，却不知何故在南海沉没。“南海一号”出水后，经测量，船体长30.40米、宽9.80米，高约4米（不含桅杆）。这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贸易商船。
　　但如果将“南海一号”放回历史，它却谈不上是宋代最大的商船。据《梦粱录》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料，是宋人对船舰载重的计量单位，一料等于一宋石，相当于今天120斤。宋代常见的大型航海商船，可载五千料，即载重300吨。载重200吨左右的“南海一号”与后渚港宋船，如果换成宋人的计量习惯，大约是3600料，应该只是中型商船而已。
　　不过，即便是5000料，也不是宋代海船的最大装载量。宋人还造出更巨大的航海帆船。北宋徽宗年间，宋廷因为要派遣使团访问高丽之需，诏令船坞制造了两艘巨舰，一艘命名为“鼎新利涉怀元康济神舟”，一艘命名为“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同时委托福建、两浙的监司“顾募客舟”六只随行。客舟“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2000斛等于2000料，即载重约120吨，比今天我们看到的泉州后渚港宋船略小。
　　那么“康济号”与“通济号”神舟的装载量如何呢？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记录，“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换言之，一艘神舟的装载量至少是6000料，换算成今天的说法，载重达360吨，排水量可达1000吨以上。难怪宋人形容两艘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丽人迎诏之日，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也”。
　　但神舟可能也不是从大宋港口驶出的最大船商。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述了一种叫“木兰舟”的巨舰，是从大宋国开往“木兰皮国”（即非洲西部的穆拉比特王国）的巨型商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这种木兰舟的大小大致跟神舟相仿佛。还有一种更大的木兰舟：“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谓木兰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巨船可容千人，船舱内不但可以养猪、酿酒，还装备了“机杼”，开设了“市井”。
　　元朝时访问过杭州、广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也记述说，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皆操之中国人之手，中国的船舶有三帆至十二帆，一艘大船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兵士四百人。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及兴克兰（广州）二埠。要知道，20世纪初英国制造的超级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可搭载的人数也只是三四千人。
　　如此巨大的海船，展示了宋人精湛的造船技术、发达的造船业，更是宋代高度繁荣的海上贸易的见证。正是凭着高超的造船技术、先进的航海设备（包括指南针、航线图“罗经针簿”），大宋的商人将无数载满商货的巨船，从中国的港湾开往茫茫大洋，进入东南亚，航至阿拉伯半岛，甚至到达非洲东海岸。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大航海时代，那这个时代一定是宋代。
　　宋代海上贸易繁华，而界画发达，航海船只的踪影当然会被画家捕捉进图画。相传北宋画家燕文贵绘有一幅《舶船渡海像》，“大不盈尺，舟如叶，人如麦，而樯帆槔橹，指呼奋踊，尽得情状，至于风波浩荡，岛屿相望，蛟蜃杂出，咫尺千里，何其妙也”。可惜此画已佚失。从元代王振鹏（款）的《江山胜览图》（北京保利拍品）上，也可以见到宋元时期永嘉码头整帆待发的远航商船。
　　后来中国造船技术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航海与海上贸易受到明清政府禁海政策的限制。明初朱元璋规定：“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
　　景泰年间，明政府又对福建民用船的尺寸做出严格限制：“其近海违式船只，皆令拆卸，以五六尺为度，官位印照，听其生理。”[361]嘉靖年间，朝廷再发布法令：“行浙、福二省巡抚按官，查海舡，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官吏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谪发烟瘴。”
　　清初，清廷也严令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
　　康熙四十二年（1703），朝廷再发布管制沿海造船的细则：“出洋渔船，止许用单桅。梁头不得过一丈，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名并揽载客货。小船均于未造船时，具呈该州县，取供严查，确系殷实良民亲身出洋船户，取具澳甲、里族各长并邻右当堂画押保结，然后准其成造。造完，该州县亲验烙号刊名，仍将船甲字号、名姓于船大小桅及船旁大书深刻，并将船户年貌、姓名、籍贯及作何生业开填照内，然后给照，以备汛口查验。”
　　于是，中国的造船技术与航海事业在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获得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发展之后，开始走下坡路，逐渐被西方抛于身后。


第四百一十三章 番外一（中）
　　对柳七提出的这一要求, 陆辞头疼之余，倒是不觉意外。
　　相比起天底下最为尊贵的夫妇间的琴瑟和鸣，柳七与其夫人芜菁虽称不上关系险恶，却是疏离至极。
　　哪怕是同他有着几十年的深厚交情的陆辞, 初回见着这位嫂夫人, 还是在天威五年夏。
　　那是她带上数名仆妇, 亲自为柳七稍带来其父已然寿终正寝的消息, 也为接他回到家乡，一同守孝。
　　为避嫌起见，陆辞特让柳七暂搬出相府, 好在回乡前的这几天里, 陪她在他去年刚购置的新宅邸里暂住, 又事前同柳七定下, 等她这一天里歇息好了, 便在第二天夜里前去探望。
　　在陆辞眼里, 这位身着丧服的妇人面色苍白憔悴, 神情紧张, 一双乌黑的瞳孔始终不安地轻轻颤抖着。
　　她虽在夫君柳七的陪伴下，摘下帷幕见了陆辞一面, 目光却一直闪烁回避, 薄唇紧抿。
　　哪怕陆辞态度温和客气, 说着她‘若有所需、尽管向仆役吩咐’的话, 她也只是拘谨地行了一礼后, 便寻了借口, 飞快回房了。
　　柳七见她这般对待自己的知心友人，不免不满蹙眉。
　　倒是陆辞毫不在意，倒是自省上门时机不当, 反过来劝了柳七几句。
　　在让好友多多体恤其孤身领仆从上京的惶恐无依后，他便秉着疏不间亲的原则，不再多说了。
　　在这次短暂又局促的会面后，不知柳七同芜菁私底下说了什么，她索性对他的所有友人避而不见，也没在京中逗留几日，便与柳七一道匆匆乘上了返乡的车。
　　从未谋面的芜菁会对他心存芥蒂，不愿多搭理的缘由，陆辞其实也能猜出几分。
　　无需感同身受，只消稍加想象，都不难理解：当她独守空房，伺候公婆时，从未能盼来过一封嘘寒问暖的家书，只有给父母写信时捎带的只字片语，却随时随地都能听到书肆热销、街头巷尾皆在热闹讨论的《鸳鸳传》。
　　在《鸳鸳传》里，柳娘子对陆三元有多一往情深，拈酸吃醋，便越衬得她孤苦伶仃，面上难堪了。
　　偏偏陆辞身为男子，为位高权重当朝首辅，又是夫君最为珍视的文朋诗友，《鸳鸳传》也不过是叫世人打趣的友谊展现……顿令她纵使满心微妙的悲苦，却连倾诉处也无。
　　只是理解归理解，友人的家事，陆辞自然是不会多加置喙的。
　　而她明摆着不愿见自己，他是既不愿自讨没趣，也不愿叫她心里膈应，索性顺水推舟，由她这般了。
　　陆辞原以为，在漫长的三年守孝中二人朝夕相伴，总能消除几分隔阂，说不准再回京复职时，他便能见到一位心境开朗许多的嫂夫人了。
　　却不料三年时光一晃而过，准时回京的柳七仍是独身一人的潇洒。
　　对她之后如何，只以‘更喜留家’轻描淡写地带过。
　　且因父母皆已过身的缘故，逢年过节，柳七即便得了休沐，都不会再想着回乡探望亲人了。